“孩子,床鋪臟”
張秀紅喜歡打掃衛(wèi)生,不讓人坐她的床,因為她曾被日軍強暴,一直認為自己的身子被弄臟了,用過的東西也臟
大屠殺幸存者張秀紅老人一貫穿戴整潔,渾身上下利利索索的,頭發(fā)花白,整齊地梳往耳后,一塵不染。
張秀紅喜歡打掃衛(wèi)生,小小的房間同樣打理得井井有條。文心數(shù)次拜訪,每次所見都是如此,張秀紅家中從來沒有亂過,那種干凈讓人覺得有點刻意了,似乎女主人有很深的潔癖。
文心來的次數(shù)多了,才知道張秀紅這種對干凈的癖好來自哪里。77年前,爺爺?shù)陌舐曋校陜H12歲的張秀紅被日軍強暴。
“全身都是血,我下身被鬼子撕裂了,留下了終身殘疾,一到下雨天,下身疼得不能入睡……” 張秀紅告訴文心。
因為下身有缺陷,張秀紅后來生兒子時難產(chǎn),生了三天三夜,差點死掉,后來就沒敢再要孩子。
死里逃生之后,張秀紅堅強地活了下來,但從此覺得自己的身子被弄臟了。除了要和身體的傷痛作斗爭外,還得忍受周遭冷言冷語的指點。
一次,文心和幾個志愿者去到張秀紅家,房間內(nèi)座位不夠,文心順勢就坐在了她床上,沒想到張秀紅非常敏感,急忙阻止,不讓文心坐在床上。
張奶奶的解釋讓人心酸:“孩子,床鋪臟。”在潛意識里,老人覺得自己用過的東西都是臟的。
和張秀紅有著類似經(jīng)歷的幸存者杜秀英,日后留下幾乎同樣的后遺癥。
杜秀英對“臟”顯得更為敏感,她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打掃衛(wèi)生。
和張連紅數(shù)次接觸之后,這位性格內(nèi)向、較少言語的老人,對眼前這位研究南京大屠殺的教授開始信任,吐露了埋藏多年的心聲。
“我夜里經(jīng)常做噩夢。有時,那種情景還會出現(xiàn)在夢里。我現(xiàn)在不想聽到門外的腳步聲,我很害怕。所以我一人在家時,就把門開著。” 杜秀英說。
南京大屠殺期間,年僅12歲的杜秀英,遭到日軍強奸,損傷身體,導致她長大后三次嫁人,均因不能生育而離婚。
在見到張連紅教授的團隊之前,老人的這段傷心往事,從未跟人提及,哪怕是她相依為命的養(yǎng)女。
“這件事我從來沒有和別人講過,因為那不是什么好事情,我們那時是很重視這個的,我女兒也不知道這件事。”杜秀英哭訴。
后來,張連紅又去看了杜秀英3次,“每次去我們都心照不宣,絕口不提日本人和戰(zhàn)爭。”
2003年2月15日,杜秀英因病去世,“她的養(yǎng)女可能至今都不知道她母親的悲慘往事和內(nèi)心創(chuàng)傷。”張連紅說。
更多幸存者的悲慘往事和內(nèi)心創(chuàng)傷不欲為人所知。“近年來,在外界尋訪的過程中,許多經(jīng)歷過南京大屠殺的老人,會找各種借口拒絕接受訪談。他們一直在試圖躲避任何有可能引起悲慘記憶的活動。”張連紅說。
“想想腦殼就要炸了”
李高山既是南京大屠殺幸存者,也是南京保衛(wèi)戰(zhàn)的參與者,提及當年的經(jīng)歷,他就會捂著頭,難以忍受
文心推薦新京報記者去看看年近90歲的李高山,李既是南京大屠殺幸存者,也是南京保衛(wèi)戰(zhàn)的參與者,像他擁有雙重身份的幸存者,南京目前只剩下兩人。
李高山向新京報記者描述三次從日軍手上死里逃生的經(jīng)歷,即使時間過去了77年,你仍能感受到老人話語里,傳出的劫后余生的慶幸。“想想腦殼就要炸了”老人捂著頭,頭痛不已的樣子。
李高山年近七旬的女兒,示意新京報記者不要再提往事,“不能再說了,老爺子受不了。”她介紹,前些年也是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日之后,不多久,老人突發(fā)腦溢血,“他頭腦里裝的事情太多了”。
張連紅教授介紹,一旦觸及到幸存者早年的創(chuàng)傷,“他們都會產(chǎn)生異乎尋常的反應”。一次,一個老奶奶正在撿韭菜,突然聽到他提及南京大屠殺,手中的韭菜一下子掉在地上,就像突然遭到重創(chuàng)一樣。
在張連紅的尋訪幸存者的經(jīng)歷中,這樣的事情頻頻發(fā)生,有的老人原本在干農(nóng)活,手上的工具會一下子脫手;有的老人會突然一點聲音都沒有,長時間的沉默,“其情其景,讓你無法忘卻。”
這些幸存者的精神狀態(tài),其實一直處在高度警覺之中,一旦當年那段噩夢般的經(jīng)歷突然襲來,他們往往會猝不及防。
1999年9月,張連紅曾在南京下關采訪了一位幸存者,她名叫孟秀英。老人講述完她的大屠殺經(jīng)歷之后,再三叮囑不要給她拍照。張連紅請教為什么,老人回答:擔心日本人來暗殺她。
著名作家張賢亮也是南京大屠殺幸存者,他自述有個與別人不同的習慣,就是總穿著襪子睡覺,即使炎熱的夏天也是如此。這是因為南京大屠殺期間,他被母親背著逃往祖籍安徽的途中,腳上的鞋襪都掉了,裸露的小腳在嚴寒中凍了一路,因而留下心病。
從外表上看,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和常人無異,但很難想象,這些看似平靜的面孔下,其實是常人難以想見的各種精神創(chuàng)傷,這也是文心最終“轉(zhuǎn)向”的原因,從去年開始,她將幫助的重心轉(zhuǎn)向抗戰(zhàn)老兵。
“常年和幸存者接觸,感受到只有沉重,我就像走進一條黑暗小巷一樣,越走越窄沒有出路,而老兵則讓人還能看到希望。”文心表示這些年下來,身心俱疲。
新京報記者了解到,目前社會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援助,除了民政部門每年千余元的生活補助,還有報銷醫(yī)藥費、節(jié)日慰問金以及組織一些活動等形式,主要集中物質(zhì)方面。一直以來,他們的精神創(chuàng)傷少人關注。
張連紅教授曾經(jīng)組織了一項針對南京幸存者的精神援助項目,但該項目最終因為資金短缺而夭折。
據(jù)新華社報道:不完全統(tǒng)計,目前在世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已不足200人,平均年齡超過80歲,僅2014年1月至今,已有21人陸續(xù)離世。
□新京報記者 谷岳飛 江蘇南京報道
(來源:新京報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