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機會把過去遭受的苦難講出來,對于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艾義英而言,國家公祭日的設(shè)立,是她情緒的一個出口。新京報記者 盧美慧 攝
為南京大屠殺設(shè)立首個國家公祭日,跟我們這些家屬的自發(fā)行為有區(qū)別,這傷痛不是一兩家人的,而是幾十萬人的,是整個國家的,該有一個儀式去紀念這一切。好讓后來的人銘記那段歷史,這是我們自家的歷史,如果我們中國人都不好好紀念和尊重,其他國家的人就更不會。
——1937年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艾義英
■ 對話人物
艾義英
86歲,南京大屠殺幸存者。
■ 對話動機
首個國家公祭日前夕,應(yīng)日本“中國戰(zhàn)爭受害者證言集會邀請會”邀請,艾義英于12月5日至11日前往日本大阪、名古屋、東京等地參加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證言集會。
南京大屠殺期間,艾義英的父親、兩個叔叔、一個堂哥被日軍殺害。其間生產(chǎn)的母親為了帶著艾義英姐弟3人繼續(xù)逃命,被迫丟棄了剛出生不久的女嬰。
對日本人“又恨又怕”了77年,艾義英對自己有機會去日本講述歷史真相,相比于日本民間團體所釋放出的善意,艾義英對首個國家公祭日到來更為期待,“自家的歷史是時候好好紀念一下了。”
赴日
77年了,還是“又恨又怕”
新京報:第一次去日本?
艾義英:嗯,第一次出國,第一次去日本。
新京報:知道要去日本的時候心情是怎樣的?
艾義英:可能你們年輕人會覺得,一個都沒出過國門的老太太,被邀請去日本,也不用花錢什么的,多好。但當時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通知我要去日本,我的第一反應(yīng)是“為什么要去那,不去不行嗎”,完全是本能的,抗拒。
南京大屠殺過去77年了,我的爸爸、好幾位親人死在日本人(軍國主義)的刺刀下,媽媽告訴我見到日本人就要躲,要藏起來,都是這些記憶。
新京報:時間過去那么久,過去的感覺還在?
艾義英:又恨又怕,那種恐懼的感覺還是一樣的。在日本下飛機,過來接我們的日本人都很友好,又鞠躬又握手的,有個日本人拖著行李就往前走,我攔住他,說不行。其實對方是想幫忙,但我本能的反應(yīng)是“日本人又要搶東西”了。
到了日本第三天,我兒子說去買塊肥皂。我在賓館等他,結(jié)果怎么也不回來,我心里很慌張,心想該不會出什么事了吧,他回來后我鬧了他幾句,兒子說他出去不到一個小時,但我就覺得時間長得不得了。
新京報:除了擔心身邊的人,你自己呢?
艾義英:在大阪參加完集會,白天講了很多南京大屠殺那年的經(jīng)歷,那天夜里我就做噩夢了,夢見穿黃色衣服的日本兵砍我的胳膊,整條胳膊都是血,后來就哭醒了,醒過來的時候渾身都是汗,緩了好長時間才反應(yīng)過來,戰(zhàn)爭已經(jīng)過去幾十年了。
作證
聽我講的多些年輕人就好了
新京報:參加證言集會時也會有以上的情緒嗎?
艾義英:第一場還是有些緊張。后來慢慢就好了,我沒讀過什么書,坐在那里也沒稿子,完全憑記憶講。講的多了就不緊張了,我們是受害者啊,應(yīng)該理直氣壯,是你們?nèi)毡救耍ㄜ妵髁x)侵略我們,你們官方否認歷史,那我就把我經(jīng)歷的事實都說出來。
新京報:日本關(guān)于南京大屠殺證人集會的規(guī)模怎樣?
艾義英:每場大約有百十來人,東京是最后一站,有150人,還有一些西方面孔在聽。來參加集會的人大多都是五六十歲的人,年輕人很少,這個我有點遺憾。
新京報:為什么覺得遺憾?
艾義英:大屠殺的事情,應(yīng)該讓更多年輕人知道。年輕人才是國家的未來,這一點對中國、對日本都是一樣的。可能這也是他們(篡)改教科書的原因。我的曾孫8歲了,我家的第四代人,我經(jīng)常會跟他講過去的事。
后來身邊人告訴我,參加集會的包括活動的組織者,有好幾位是老師,大學(xué)、小學(xué)的都有,這樣就很好。我希望那些老師把我講的教給日本的下一代。
新京報:你希望這些講述能帶來什么?
艾義英:我們這些人(幸存者)越來越少了。我們在南京出發(fā)之前,南京電視臺給我們發(fā)了一枚紫金花的胸針,工作人員說,當時日本戰(zhàn)敗之后,投降的士兵很喜歡南京這種紫色的小花,把它們的種子帶回了日本。據(jù)說現(xiàn)在日本國內(nèi)到處都有南京的這種小野花。
同行的人說,紫金花象征和平,我一個老太太不懂大道理。但也許只有我們真正經(jīng)歷過戰(zhàn)爭的人才知道戰(zhàn)爭有多么可怕,和平是多么寶貴。
新京報:和平要有前提。
艾義英:和平的前提就是不能否認歷史,那么多殘忍的殺害,幾十萬幾百萬的性命,我們這些親歷者還活著,怎么能說否認就否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