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機會把過去遭受的苦難講出來，對于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艾義英而言，國家公祭日的設(shè)立，是她情緒的一個出口。新京報記者 盧美慧 攝

　　為南京大屠殺設(shè)立首個國家公祭日，跟我們這些家屬的自發(fā)行為有區(qū)別，這傷痛不是一兩家人的，而是幾十萬人的，是整個國家的，該有一個儀式去紀念這一切。好讓后來的人銘記那段歷史，這是我們自家的歷史，如果我們中國人都不好好紀念和尊重，其他國家的人就更不會。

　　——1937年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艾義英

　　■ 對話人物

　　艾義英

　　86歲，南京大屠殺幸存者。

　　■ 對話動機

　　首個國家公祭日前夕，應(yīng)日本“中國戰(zhàn)爭受害者證言集會邀請會”邀請，艾義英于12月5日至11日前往日本大阪、名古屋、東京等地參加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證言集會。

　　南京大屠殺期間，艾義英的父親、兩個叔叔、一個堂哥被日軍殺害。其間生產(chǎn)的母親為了帶著艾義英姐弟3人繼續(xù)逃命，被迫丟棄了剛出生不久的女嬰。

　　對日本人“又恨又怕”了77年，艾義英對自己有機會去日本講述歷史真相，相比于日本民間團體所釋放出的善意，艾義英對首個國家公祭日到來更為期待，“自家的歷史是時候好好紀念一下了。”

　　赴日

　　77年了，還是“又恨又怕”

　　新京報：第一次去日本？

　　艾義英：嗯，第一次出國，第一次去日本。

　　新京報：知道要去日本的時候心情是怎樣的？

　　艾義英：可能你們年輕人會覺得，一個都沒出過國門的老太太，被邀請去日本，也不用花錢什么的，多好。但當時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通知我要去日本，我的第一反應(yīng)是“為什么要去那，不去不行嗎”，完全是本能的，抗拒。

　　南京大屠殺過去77年了，我的爸爸、好幾位親人死在日本人（軍國主義）的刺刀下，媽媽告訴我見到日本人就要躲，要藏起來，都是這些記憶。

　　新京報：時間過去那么久，過去的感覺還在？

　　艾義英：又恨又怕，那種恐懼的感覺還是一樣的。在日本下飛機，過來接我們的日本人都很友好，又鞠躬又握手的，有個日本人拖著行李就往前走，我攔住他，說不行。其實對方是想幫忙，但我本能的反應(yīng)是“日本人又要搶東西”了。

　　到了日本第三天，我兒子說去買塊肥皂。我在賓館等他，結(jié)果怎么也不回來，我心里很慌張，心想該不會出什么事了吧，他回來后我鬧了他幾句，兒子說他出去不到一個小時，但我就覺得時間長得不得了。

　　新京報：除了擔心身邊的人，你自己呢？

　　艾義英：在大阪參加完集會，白天講了很多南京大屠殺那年的經(jīng)歷，那天夜里我就做噩夢了，夢見穿黃色衣服的日本兵砍我的胳膊，整條胳膊都是血，后來就哭醒了，醒過來的時候渾身都是汗，緩了好長時間才反應(yīng)過來，戰(zhàn)爭已經(jīng)過去幾十年了。

　　作證

　　聽我講的多些年輕人就好了

　　新京報：參加證言集會時也會有以上的情緒嗎？

　　艾義英：第一場還是有些緊張。后來慢慢就好了，我沒讀過什么書，坐在那里也沒稿子，完全憑記憶講。講的多了就不緊張了，我們是受害者啊，應(yīng)該理直氣壯，是你們?nèi)毡救耍ㄜ妵�主義）侵略我們，你們官方否認歷史，那我就把我經(jīng)歷的事實都說出來。

　　新京報：日本關(guān)于南京大屠殺證人集會的規(guī)模怎樣？

　　艾義英：每場大約有百十來人，東京是最后一站，有150人，還有一些西方面孔在聽。來參加集會的人大多都是五六十歲的人，年輕人很少，這個我有點遺憾。

　　新京報：為什么覺得遺憾？

　　艾義英：大屠殺的事情，應(yīng)該讓更多年輕人知道。年輕人才是國家的未來，這一點對中國、對日本都是一樣的。可能這也是他們（篡）改教科書的原因。我的曾孫8歲了，我家的第四代人，我經(jīng)常會跟他講過去的事。

　　后來身邊人告訴我，參加集會的包括活動的組織者，有好幾位是老師，大學(xué)、小學(xué)的都有，這樣就很好。我希望那些老師把我講的教給日本的下一代。

　　新京報：你希望這些講述能帶來什么？

　　艾義英：我們這些人（幸存者）越來越少了。我們在南京出發(fā)之前，南京電視臺給我們發(fā)了一枚紫金花的胸針，工作人員說，當時日本戰(zhàn)敗之后，投降的士兵很喜歡南京這種紫色的小花，把它們的種子帶回了日本。據(jù)說現(xiàn)在日本國內(nèi)到處都有南京的這種小野花。

　　同行的人說，紫金花象征和平，我一個老太太不懂大道理。但也許只有我們真正經(jīng)歷過戰(zhàn)爭的人才知道戰(zhàn)爭有多么可怕，和平是多么寶貴。

　　新京報：和平要有前提。

　　艾義英：和平的前提就是不能否認歷史，那么多殘忍的殺害，幾十萬幾百萬的性命，我們這些親歷者還活著，怎么能說否認就否認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