路隘林深，蕨草叢生。

今年57歲的鐘鳴，家族里有6位親屬當年參加了革命，其中3人犧牲在長征途中，自1983年開始他就自發(fā)擔任中復(fù)村的紅色文化講解員。沿著蜿蜒小路，鐘鳴帶記者來到南山鎮(zhèn)松毛嶺，實地察看松毛嶺保衛(wèi)戰(zhàn)戰(zhàn)壕和白葉洋指揮部舊址。

松毛嶺是長汀縣境內(nèi)的一座大山，南北縱貫40多公里。“當年，紅軍就是在這里打響了長征前在閩的最后一仗。”聽著鐘鳴的講解，昔日松毛嶺戰(zhàn)場上的槍聲仿佛依稀在耳邊回響——

1934年秋，國民黨東路軍第36師在多支部隊協(xié)同下，配備飛機、大炮向松毛嶺發(fā)起猛烈進攻。紅軍和地方紅色武裝堅守陣地7天7夜，以犧牲近萬人的代價，抵抗7萬敵人的進攻，為中央紅軍主力戰(zhàn)略大轉(zhuǎn)移贏得寶貴時間。

中復(fù)村有一位名叫羅云然的老人，育有6個兒子。3個兒子參加了紅軍，全部壯烈犧牲。得知松毛嶺戰(zhàn)事慘烈，紅軍急需補充兵員，老人又把剩下的3個兒子送到紅軍橋征兵處。征兵干部蔡信書不忍，勸他把小兒子留在身邊。老人說：“沒有紅軍分來的田地，孩子們早餓死了。就是斷了香火，也要跟著紅軍干革命！”最終，小兒子也戰(zhàn)死疆場。

在紅軍橋征兵處，送子參軍的故事比比皆是。在這座客家廊橋的柱子上，一道離地約1.5米高的刻線清晰可見。鐘鳴告訴記者，這條線是當年紅軍刻下的征兵線，身高超過線的年輕人才能扛槍去參軍。

鐘鳴說，起初征兵線就是臨時用一根線或者畫一下，但很多人年齡不夠，個子不夠高，就半夜起來偷偷把線改低。即便后來改成刀刻的線，但個子矮的人還是昂著頭、踮著腳努力把自己撐高，爭先當紅軍。

這是一條丈量生命的等高線。中復(fù)村一帶，先后有2000多名子弟走過那條線，大多數(shù)直接奔赴戰(zhàn)場。鐘鳴告訴我們：這2000多人中，到達陜北時只剩10人，最后活著回到村里的僅6人。

“作為紅軍后人，光追憶前輩們的故事如何悲壯是遠遠不夠的。”鐘鳴坦言，自愿做這份工作，既是責任使然，也有為后人傳遞紅色信仰的擔當驅(qū)動。

起初，鐘鳴在和參觀者探討一些史實時，也時常被問倒。于是，他將零碎、分散的原始資料重新整理，自費購買并翻閱學(xué)習大量史書及將帥回憶錄查證，直至搞懂弄通，盡可能確保解說有理有據(jù)。

“一個人的能力還是有限，希望你們把紅軍將士們的感人故事多講給年輕人聽，就像村里鐘宜龍老人家的那副對聯(lián)寫的：若要紅旗飄萬代，重在教育下一代。”鐘鳴飽含期待地對記者說。

鐘鳴所說的鐘宜龍老人，家在距中復(fù)村約兩公里的長窠頭村。得知記者來意，這位大病初愈的耄耋老人激動地打開了話匣子，講起了當年的故事。

那一年，年僅6歲的鐘宜龍，目睹了時任女子游擊隊隊長的養(yǎng)母涂從孜一趟又一趟地將血肉模糊的傷員救護回家的場景。

“戰(zhàn)斗非常激烈，他們的臉上都是泥和血。這樣的歷史，不能被遺忘。”從參加工作起，鐘宜龍就開始搜集整理紅軍史料。2016年，他將自己的養(yǎng)老積蓄掏出來修繕老屋，在家里辦起了“紅色家庭展”，張貼著有關(guān)紅軍歷史的文字和圖片。

“布展并不精美，甚至有些粗糙。但這個展覽辦在家里，通過他們家族的紅色歷史故事來教育后人，意義重大。”陪同采訪的縣委宣傳部工作人員鐘臣彪告訴記者，鐘宜龍整個家族為革命犧牲的人數(shù)達到40位。

“若要紅旗飄萬代，重在教育下一代。”佇立在老人的家門前，記者不由感慨，這不僅僅是一副對聯(lián)，更是一名黨員、一名紅軍后代的責任擔當和大愛情懷。（記者 賴文湧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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